方法:應對複雜世界的簡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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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應對複雜世界的簡單原則
管理

在面對複雜世界時,每個人都需要一些簡單的原則。公眾號“遠讀重洋”推薦了一本書,名字就叫《簡單原則:如何在複雜的世界中野蠻成長》(Simple Rules: 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唐納德·薩爾(Donald Sull)和斯坦福大學策略學教授凱薩琳·艾森哈特(Kathleen M Eisenhardt),他們花了20年的時間,研究了在面對複雜世界時,如何作出更理性的決策。下面就和你介紹一下書裡提到的兩個簡單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時效性原則(timing rules)。這個原則的意思是,你要給你的工作任務設定一個明確的截止時間,並且這個時間不是隨便設定的,它要有一定的激勵或者懲罰手段。比如,著名的動畫製作公司皮克斯就曾經用過這個原則。皮克斯當年在製作《玩具總動員》的時候,花了四年的時間,雖然這部動畫一舉拿下奧斯卡獎,但是如果每部動畫片都要花四年,是沒辦法在商業世界生存的。於是皮克斯就定了兩條規則:規則一,每年都要做一部新電影,規則二,每年必須在感恩節前後上映一部影片。皮克斯的這兩個規則,就是時效性原則的體現,規則一明確的任務和截止日期,規則二給截止日期找到了理由,因為在感恩節前後,多數美國人都會全家一起去看電影。這時候上映就會獲得巨大的收益,員工的獎金也會更高。雖然皮克斯一開始人手不夠,但是他們接下來通過招募組建了若干個團隊,每個團隊負責一部影片,雖然還是四年做一部,但四個團隊輪流製作,既保證了產量,又保證了品質,實現了每年感恩節上映一部電影的目標。

第二個原則是優先順序原則,只做要緊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做或者不做都無關緊要,就先把它忘了。書裡舉了戰場上醫療兵救治傷患的例子。戰場上的醫療兵和平時醫院的醫生是不一樣的,醫療兵醫療資源很少,卻要面對無數傷患,所以他們必須迅速判斷,哪些人是輕傷,哪些人是命懸一線。但是,判斷傷情其實很困難,於是二戰時美國出了一個“傷患驗傷分類指標”,只包括幾個簡單的原則:1.病人是否能聽懂指令;2.脈搏是否低於120;3.呼吸頻率是否在一分鐘10-30次之間……通過這套優先順序原則,醫療兵很快就能判斷一個傷患的情況,根據傷病的緊急程度不同,傷患得到的救治優先順序也不同,但這樣能盡可能保證每個傷兵不受到致命傷害。

所以,在面對問題時,我們要明確時間節點,明確做什麼,不做什麼,回到事情的本質,用最寶貴的時間解決最關鍵的任務。

 

 

認知:同情、同理心和同理圈

經濟學      心理學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能聽到同情心、同理心這兩個詞。不少學者和企業家也把是否具有同理心、同理心有多強視為衡量一個人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做互聯網產品方面,在產品經理界名望很高的產品經理,現任滴滴副總裁俞軍就說過,他在看產品新人時,會認為同理心是最關鍵的,“產品經理必須有同理心”。

那麼,同理心究竟指什麼?為什麼有的人同理心就更強?同理心可以培養嗎?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教授黃亞生在FT中文網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同情、同理心和同理圈的概念 ,理解了這幾個概念,就能更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是同情(Sympathy)和同理(Empathy)的差異。黃亞生引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觀點說,同理不僅僅是對他人的不幸產生憐憫、感到悲哀,而是把自己和他人換位元,用他人的視角去理解他人的處境。通過這種換位思維的能力,一個人就能夠讓自己感受到他人的感覺和感情。而同情,一般情況下,僅僅是指對他人的不幸感到憐憫和悲哀,但並沒有通過換位思考去感受他人的感受。

人為什麼會換位思維?或者說,一個人為什麼要主動站在其他人角度來看問題?答案是,具備換位思維的人往往也具有一種時空概念,也就是,我會從你今天的處境,推導出我明天可能的處境。因此,人的同理心並不是純粹的利他主義,而是一種考慮到自己的代入行為。這就可以推導出,人的自私和人具備同理心是沒有本質矛盾的。亞當·斯密說:“啊,人是自私的,但其實人也不是那麼自私,人也是具有同情心的。”這句話其實是有道理的。

第二個概念是同理圈(circle of empathy)。同理心的作用和影響是有一定的範圍和階層限制的,並不存在廣泛的、普遍的、無條件的同理心。同理圈可以理解為同理心發生作用的範圍。

黃亞生教授引用了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中國地震假說”。亞當·斯密寫道:“假如中國這個偉大帝國連同其全部億萬居民突然毀于一場地震,那麼一個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很有人情味的歐洲人會有什麼反應呢?我覺得,他首先會對這些不幸的遇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會憂心忡忡地想到人世無常,人類創造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在頃刻間灰飛煙滅。可是當悲天憫人、深謀遠慮全都過去以後,他就會像平常一樣優哉遊哉地做生意、尋開心,好像這種不幸的事件從未發生過。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煩,都會讓他更為緊張不安。”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道德情操論》出版於1759年,當時中國和歐洲的通訊還沒有那麼發達,距離感因此也更強。

18世紀另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大衛·休謨用同心圓(concentric circle)來表達同理圈的概念。同心圓的中間是自己,往外依次是家人、親密朋友、普通朋友、同階層群體、同國家群體、同人種群體、其他人、甚至延伸到其他生物。一個人的同理心隨著同心圓的向外擴展而逐漸減少。拿地震來比喻的話,中間最強烈,越往外力量越小。

黃亞生提出,影響同理圈的,除了血緣、民族等之外,還有人的認知和理智能力。同理有理智、推理和道理的成分在其中,因此,即使一個人的同情程度是給定的,同理程度也是可以改變的,是可以被後天培訓的。黃亞生教授說:“人類文明就是一段從一個小的同理圈向一個大的同理圈演化的歷史。”

黃亞生用同理圈的概念來解釋一些惡性社會新聞。比如一個抱著孩子的女性,因為沒有配合員警執法,被員警摔倒在地,孩子也摔在地上,這是一個很多人討論的社會新聞。這名員警肯定不會願意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被人這麼對待。他這樣對別人,說明他的同理圈只覆蓋到了自己的家人。但是他缺乏時空思維的能力,也就是說,他的行為某種意義上默認,如果未來發生同樣情況,另一位元員警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處置抱著孩子的他自己的妻子。因此,其實是理智和認知能力缺失導致了他的同理圈範圍局限以及缺乏同理心。

以上就是經濟學家黃亞生對同情、同理心和同理圈概念的解釋,希望對你理解同理心這個生活中經常提到的詞語有幫助。

本期文章內容來源:《從種族歧視、員警暴力和虐殺動物談同理心》,作者黃亞生,見於FT中文網。

 

教育:為什麼要學習代數?

教育

“知識就是力量”項目創辦於1994年,今天在美國最落後的社區裡運營著183家公立特許學校。這些學校重視紀律、每天教學時間也比較長,非常重視數學、閱讀和寫作的教學,並且強調佈置作業。“知識就是力量”項目的前任首席執行官斯科特·漢密爾頓說,有一次,在學校裡,有一個女孩就問他:“我想要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我為什麼要學代數呢?”漢密爾頓當場被問住了。

後來,他就打電話給研究教育的一個認知科學家丹·威林厄姆,問這個科學家,很多高中生離開學校之後,其實很少會在生活裡用到代數,為什麼他們還學要學習代數呢?

威林厄姆回答說:“代數是大腦的體操。代數教大腦如何把抽象的理論應用於實際。”也就是說,代數是座橋樑,連接著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漢密爾頓得到了答案。代數本身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代數教給人的抽象思維能力。而抽象思維能力就像是人思考時的指南針。

同理,為什麼要學習寫作和程式設計這些基礎技能也是一樣的。讓孩子們學習寫作,不是因為所有孩子未來都可以成為作家或記者,而是因為學習寫作可以幫助人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更好地思考。程式設計則是電腦時代的寫作。

但是在對這些基礎學科的教學上,也出現了分歧和不平等。窮人社區的學校往往漠視它們的重要性;富人學校卻相反。教育學家詹姆斯·吉說:“到最後,我們會有兩套教學系統,一套屬於富人,一套屬於窮人。”窮人的教學系統教學生如何應試,保證獲得基本知識,進而勝任服務工作。而富人的教學系統強調解決問題、創新和探索新知的能力。因此,爭取平等的新的戰場,已經不再是就業機會的平等,“而是代數”。

這個故事記錄在MIT媒體實驗室主任加藤穰一和作家傑夫·豪合著的書《爆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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