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多樣性更能提高團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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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多樣性更能提高團隊效率
團隊管理

在組建團隊的時候,人們經常會強調團隊的多樣性,覺得多樣性的團隊更有創造力,工作起來更有效率。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的一項研究,讓人們對多樣性的理解加深了。研究人員在過去的12年裡,通過重複一項任務完成實驗,來考察人員多樣性對團隊創意和工作效率的影響。

在研究中,每個任務小組的平均人數是16人,參與者中有企業高管、MBA學生、中層經理、科學家、教師和青少年,這些人的年齡、民族、性別也各不相同。結果在這些任務小組中,有的小組表現得特別好,有的則表現特別差,儘管每個小組都符合“人員多樣性”。

如果“人員多樣性”不能決定團隊的表現,那什麼才能決定呢?研究人員在最近的6組實驗中,借用了心理學家彼得·羅伯森(PeterRobertson)提出的一種調查問卷,這個調查問卷主要分析以下兩個方面的個人認知差異:一方面是知識處理,個人在面對新情況時,是偏好鞏固、調用已掌握的知識,還是偏好吸收新知識;另一個方面是觀察視角,個人在面對新情況時,是偏好依靠自己的見解所長,還是偏好結合他人的主意與專長。

用這個問卷分析了6個小組的認知差異之後,研究人員發現,認知差異越大的小組,完成任務的速度越快。

這項研究讓我們重新理解了多樣性。首先,認知多樣性並不是由性別、年齡、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外在可見的分類方式決定的。其次,很多情況下,是我們自己對同類的偏好導致了認知多樣性的不足。因為人們願意合作的人,通常是那些與自己思考和行為方式一致的人,這就會導致團隊的認知多樣性下降。所以文章建議,我們要注意那些提出反對意見的人,重視他們的意見。這樣才能在面對不確定性和複雜的新情況時,從不同方面分析並創造出新的應對方案。

 

 

方法:如何不被套路說服

影響力      行銷

你身處的環境和周邊的人會帶來改變,比如,被一則精彩的廣告打動後,你買了廣告裡的商品,被善於言辭的朋友影響後,你改變了某個觀點。不可避免地,我們會遇到一些想把壞事說成好事、或者操控購買行為的套路。《哈佛商業評論》的助理編輯凱文·埃弗斯(Kevin Evers)在一篇文章中建議,如果我們能花些時間瞭解“說服”的門道,並搞清楚為何會被這些花招影響,就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想做到這點,先要承認自身的弱點,但大部分人都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作為旁觀者,我們總是可以敏銳地看出他人被蠱惑;作為當局者,我們卻始終不能相信自己會被誘導。”沃頓商學院市場行銷學的教授約拿·伯傑(Jonah Berger)把這種情形稱為差異幻覺(illusion of difference):細微的差異就能讓我們看不到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我們會錯誤地認為所有的想法都完全來源於自己。比如, 因為理念上的細微差異,我們拒絕承認受到老闆的影響。·埃弗斯說,承認自己的弱點和更為謙卑的態度,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地意識到自己在何時被操控了。

接著要瞭解那些技巧高超的說服者是如何做的。影響力專家羅伯特·西奧迪尼鼓勵人們利用好感、互惠、社會認同、承諾和一致性、權威以及稀缺六個原則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他認為最好的說服者不只能言善辯、極富魅力,而且還擁有“先發影響力”,能在開口前就奠定勝局,這種能力甚至可以讓人們在還沒有瞭解事物的詳細狀況之前就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深信不疑。西奧迪尼在新書《先發影響力》中舉了一些案例:聽到德國音樂就能使我們更傾向於購買昂貴的德國葡萄酒;詢問顧客是否富有冒險精神能讓其更願意嘗試新品;網購高檔傢俱時,若在頁面看到雲朵的照片就能讓消費者更在乎商品的舒適性而不是價格。

埃弗斯總結說:“倘若我們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完美且容易犯錯的思考者,同時,讓自己更好地理解那些操盤者所使用的說服技巧,那麼我們就有機會提高做出良好決策的概率,而不必將自己與新觀念和新視角相隔絕。”

 

社會資本和不平等問題

羅伯特·派特南影響力巨大的社會學著作《我們的孩子》,從家庭結構、父母、學校條件、鄰里社區四個方面入手,通過實地去採訪不同階層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來解釋為什麼在美國社會,正在出現越來越大的機會不平等。

在這一系列的調查中,羅伯特·派特南發現,其實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會造成機會不平等的時期有兩個,一個時期是在進入學校之前。這個時期孩子心智和大腦的發育,極度仰仗於家庭環境。他引用最新的神經學研究來證明,嬰兒的大腦其實已經具備了學習能力,成長環境對他們很重要。另一個時期是,離開中學之後。這兩個階段都在政府提供的公立教育涵蓋範圍之外。也就是說,在這兩個階段,一個孩子受到的影響,更大的來自於他的家庭、鄰里、親戚、社區和關係網絡。或者說,來自於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名詞,它指的是個人的社會關聯度,包括家庭、朋友、鄰居和熟人這些關係,也包括對社會組織、協會、宗教機構等的參與。派特南本人就是研究社會資本的大家。他的名著《獨自打保齡》,研究的正是美國社區中社會資本的衰落問題。

有一句諺語,養活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其實就是描述社會資本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比如,當年輕的父母難以承擔起養育小孩的責任時,社區是否能夠站出來幫助他們。當孩子要決定是否申請大學,申請那所大學,學什麼專業時,如果父母沒有能力提供知識支援,是否有社區中的其他人站出來給予指導。派特南這本書的名字“我們的孩子”其實也有這個意思。

但是,社會資本對於窮人和富人而言也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分三個方面。

社會學家把關係分為強關係和弱關係。強關係指的是親密的朋友,緊要關頭可以伸出援手,付出時間和金錢幫助你。派特南引用的資料顯示:同一種族內,處於社會經濟頂層1/5和底層1/5的父母,前者親密朋友的人數要比後者多出20%到25%。派特南說,貧窮並不會讓人更加相親相愛,事實恰恰相反,美國的下層階級往往變成了社會關係的孤島,即便是鄰居彼此都不認識。強關係的不平等是社會資本不平等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在弱關係層面,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認識社會上的各色人等,比如教授、老師、律師、醫生、企業管理者。不僅是這樣,比如像員警和鄰居這樣的社會關係,傳統上大家會認為下層階層更容易認識,但事實是上層階層家長更有優勢。唯獨在認識看門人這一項上,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才表現出微弱的優勢,但差距也極小。

也就是說,“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不僅有更多的好朋友,也有更多的點頭之交。”

在社會資本上第三個不平等是導師資源的不平等。所謂導師,就是年輕人認同並且願意當做自己榜樣的人。導師可能是一個事業有成的遠房親戚,社區裡一個企業家或教授。上層階級的孩子這方面擁有很大的優勢,他們遇見非正式導師的可能性是窮孩子的兩倍到三倍。派特南說,在他們為寫這本書做訪問時,發生了一個讓他們一想起就很心碎的事情。他們原本要去訪談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子,結果,男孩的父親問他們,是否可以把小女兒一起帶來,因為這樣她就可以見一下真正的大學畢業生長什麼樣。

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解釋社會資本不平等對孩子的影響。

當下一代進入青春期時,其實富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接觸到毒品和酒精,因為他們更有錢。但是,富裕家庭和社區提供的社會網路,能夠把這種危害性降低。比如,一個好社區中,鄰居肯定不會坐視青少年吸毒;但在一個壞社區,鄰居自己可能就吸毒。

因此,派特南說,與其說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不如說是社區間的不平等,“我們的孩子,曾是鄰里各家各戶的孩子,現在裂變為一家一戶的子女,而這種觀念的流變對富家子和窮孩子來說完全不同的影響。”

在《我們的孩子》這本書的最後,派特南也試圖提出一些政策建議,來幫助縮減下一代的機會不平等。這些建議分別針對他提出的會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四個方面。

在家庭結構上,他建議還是要從工人階級的經濟復興上著手,工作和收入增長,“不僅會推遲他們的生育時間,甚至還會鼓勵窮人階級的男女更多走入婚姻。”根本的辦法就是改變家庭結構。

在父母層面,派特南建議,直接給貧窮家庭提供現金幫助。他引用一個研究數字,

從孩子出生到5歲這5年中,家庭收入每增加3000美元,他們的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就能增加20分,進入社會後的經濟收入也能增加近20%。

在學校層面,為在窮人學區工作的老師,提供更好的、超出在富人學區工作的老師的激勵。

但是,最根本的其實還是要重新建立社區,把每個家庭的孩子,重新變成“我們的孩子”。只是在這方面,一直在研究社會資本衰落的派特南,也並沒有什麼良方。

這就是在美國精英階層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書《我們的孩子》中所討論的階層固化和機會不平等問題。希望對你理解不平等問題有所幫助。

本期文章參考來源:《我們的孩子》,作者羅伯特·派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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